杨澄中先生

 

邓小平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从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到千家万户从收音机上听到的《东方红》乐曲，这些历史辉煌瞬间的背后，是许许多多筑梦人不懈的努力与无私的奉献。因为他们的舍，才获得了国家的得，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大国脊梁。从今天开始，国科大官微将开辟“大国脊梁”栏目，持续推出老一辈科学家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故事，敬请关注。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1951年，杨澄中接受到来自祖国的号召，为报效祖国，他毅然辞去了利物浦大学物理系讲师的职务，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在核物理前沿取得更大成就的机会，携妻女回国，献身于祖国的原子能科学事业。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由国外回到祖国的科学家之一。

杨澄中先生处理问题，先公后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离开英国前，杨澄中精心计划购置了发展科研需要而我国当时在国际市场上买不到的仪器和材料，一部分器材的费用是他私人支付。这些仪器和材料为我国当时加速发展核物理的新技术起到关键作用。带回的材料中有一长管氩气，当他从英国经香港, 广州，武汉,长途跋涉回到北京时,因怕这管氩气被碰坏,一路上亲自提着,必要时还抱着，终于安全无损地到达了实验室。而本来准备手提的唱片却因交付托运而全部破碎。有一次，杨先生去日本作学术报告，日方应付酬金。按规定酬金归私人所得。当时杨澄中的女儿请她从日本带回几盘索尼录音带，结果杨澄中一盘也没带，他把全部酬金上交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他说国家目下需要外汇，国内市场上也有索尼录音带，可在国内购买。

1957 年，当时的国际形势需要部分工业和科研机构迁往西北地区。杨先生毅然决然地接受，率领一批年轻人赴兰州，创建我国原子核物理后方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兰州物理研究室。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领导全研究室人员奋发努力，在短期内改进并重新安装、调试成功了从北京搬迁来的400kV高压倍加器，为近代物理研究所早期研究以及后来的“两弹”研制工作提供了条件。

杨澄中与加速器

加速器及相关设备是研究核物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实验装置，然而当时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基本一片空白，设备落后，连一台粒子加速器都没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能够提供给我国的核物理实验设备又非常简陋。在这种情况下，杨澄中同赵忠尧先生一起，于1955年领导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大气型700 kV质子静电加速器。1957年杨澄中在北京还负责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台400 kV高压倍加器。

1958年近代物理研究所从前苏联引进1.5米回旋加速器，成立了613工程处。到1960年末，加速器主要部件刚安装好，前苏联政府就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了设汁图纸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未到货的设备，给整个工程的继续进行带来了极大困难。这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在上级领导支持下，杨澄中带领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使1.5米回旋加速器于1963年5月建成出束，正式投入运行。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回旋加速器, 它的建成为中国的原子核物理研究和“两弹”事业创造了重要的实验条件。

1965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接受了二机部下达的与氢弹研制有关的两项主要热核材料的核数据测量任务。在杨澄中的精心组织和亲自参加下，集中了全所的主要科技力量，建立了五个实验组进行攻关，不仅利用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已有的设备，而且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还专门建造了一台50 kV离子源和一台150 kV高压倍加器。

 

近物所回旋加速器

杨澄中与“两弹”

【60年年底的12月，我奉调回到原子能研究所。当即奉命参加二机部召开的酝酿下一步工作的大型研讨会。我参与讨论的组别，是讨论氢弹要不要做预先研究。如要做预先研究，应首先‘抓’那些问题。会后，钱三强正式部署在原子能所进行“氢弹的预先研究”项目。这一项目由何泽慧总负责，称为“乙项任务”。（注：原子弹的研究被称为是“甲项任务”。）下设二个组：一是氢弹的理论组，由黄祖洽任组长，主攻中子和辐射的输运理论；另一是轻核反应实验组，由何泽慧直接兼任组长，主要负责收集、整理和评估已有的轻核反应截面的实验数据是否可靠，探索和研究有那些必须测量的轻核反应实验数据，中国有无需要补充测量新的核截面，也就是后来的核数据组的前身。我因知识面比较开阔，要同时参加两个组，担任两个组的秘书，便于促进两个组之间的联络、勾通和协作。】

——我的核物理生涯 杨澄中

    杨澄中直接参与进行氘和锂-6反应截面的测量，对氘-氘、氘-氚反应截面，氘-锂相互作用各反应道和中子锂-6反应截面及出射中子能谱在内的轻核反应数据系统测量，除此之外还完成快临界装置的理论计算、蒙特卡罗方法用于粒子输运问题的理论计算、铀同位素分离和锂同位素分离级联理论计算、临界安全计算、反应堆理论计算等任务。为核武器研究提供成套可靠数据。

该项工作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受到干扰，但杨澄中等一直坚持进行研究工作。白天到所里上班接受“革命群众”审查，晚上回到家，翻开文献伏案到深夜。一天半夜，核实验用的金箔破了，派人来向杨澄中讨要一张。这些金箔是他在英国时自费购买的。儿女们想不通，问父亲，为什么他们天天整你斗你，还要给他们金箔。杨先生翻开陈旧的笔记本，指着夹在里面的一页页超薄的金箔，告诉儿女说这是他在英国用自己的储蓄购来以备回国做实验用的，已整整用了20 多年。杨澄中要儿女记住：我们国家的科学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要靠大家的努力去改善，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闹个人意气。文化大革命蹲“牛棚” 的时候,仍然不放弃对事业的追求。家人去看望他时, 除了烟以外要的就是纸张。这些就是用来构思科研计划,推导公式,撰写论文的稿纸。

经过全所科技人员5年艰苦努力，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两项任务的完成，为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提供了自己的实验数据，并检验了国外文献上相应的测量数据，澄清了某些分歧。从数据测量结果和测量技术水平看，这两项研究分别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和国内先进水平，获得二机部的高度评价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法杨”、“英杨”

  科学院原子能所1956年建在中关村，是当时中关村建筑最好的楼。原子能所交给二机部以后，由苏联援助建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原子能所分为两部分，大部分人迁到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当时科学院搞原子能的有两个姓杨的科学家：一个杨承宗，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法杨”是搞放射化学的，当时放射化学对国家战略发展很重要。一个杨澄中，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英杨”杨澄中留在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负责配合原子能所的工作。当年杨澄中、杨承宗两家在京同住一个楼内，两人名字发音相近，加之杨澄中是江苏武进人，而杨承宗是江苏吴江人，武进与吴江发音也颇为相近，导致有人来找时，称名字时常搞混，加之称：找那个江苏人杨澄中，或者杨承宗时依然会搞错，进一步称找江苏武进或者江苏吴江的杨，也会搞错，钱三强先生最早开始称呼“法杨”、“英杨”以区别二人。

少了十棵树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一个苏联专家代表团访问近物所（当时称作兰州物理室），团长是多洛什科博士，兰州分院副院长甄华与杨澄中及其爱人陈奕爱负责出面接待。会见前，甄院长在与陈奕爱谈及此事时，抱怨俄国人的名字很难记，尤其是那位多洛什科，还要发卷舌音。当时全国正值植树造林运动，陈奕爱就建议道：“多洛什科”发音好比植树多了十颗树，超额完成任务，叫“多了十棵”同志，这样好记。甄院长连称好主意。杨澄中在一旁默不作声，没曾想他也悄悄地记下了这个办法。
  与苏联专家代表会见在兰州饭店举行，甄院长和陈奕爱等人与代表团成员们互致问候。见到多洛什科博士时，杨澄中满面笑容伸出手紧握着他：“达瓦利市‘少了十棵’，您好！”。达瓦利市既俄语的“同志”。杨澄中温文儒雅，一向说话比较轻声。他的“少了十棵”，多洛什科博士肯定没听仔细（反正都是问候的话），却被在一旁的陈奕爱听得清清楚楚。回到家里，陈奕爱忍不住笑起来，说：植树造林，“多了十棵”怎么变成“少了十棵”呢？没有完成任务哦。这个故事以后就成了杨澄中家中的一个经典笑话。

    杨澄中先生不争、不抢、不显，低调做人，埋头做事，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将自己的一身全都奉献给他爱的祖国，奉献给他爱的核物理。作为近代物理所的一份子，像杨先生学习，努力学习学科知识技术，踏踏实实做研究，只愿为我的物理梦铺路，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参考资料：

【1】 我的核物理生涯 杨澄中

【2】 纪念杨澄中先生百年诞辰  近代物理研究所

【3】 在杨澄中同志铜像揭幕典礼上的致辞 杨秉薇

作者：纪念馆讲解员 徐佳伟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