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

 

    导语: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序厅内,在邓小平的照片下有这样一句话:“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在这一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背后,是许许多多筑梦人不懈的努力与无私的奉献。因为他们的舍,才获得了国家的得,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大国脊梁。“大国脊梁”栏目将陆续推出老一辈科学家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故事,欢迎阅读。

   

    他受命参与原子弹研制中最为关键的“爆轰物理试验”,却从未接触过炸药,甚至连雷管都不知为何物。然而,他却不辱使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

   

    他始终保持“多做少说、多做不说”的作风,从金银滩到罗布泊,他隐姓埋名二十多年,许多人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他喜好格律,与彭桓武院士亦师亦友,诗词相和。两人曾对出这样的长联:“回顾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俯瞰洞庭湖内外,乾坤日夜浮;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

 

毅然归国 灵台无计逃神矢

 

    1923年5月13日,陈能宽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江垭镇一个中产之家。少年时期就目睹了民族危亡的陈能宽,在心里种下了“知识救国”的种子。初中毕业,他以最高总分考取了由长沙内迁至沅陵的雅礼中学。1942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抗战胜利,陈能宽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到刚刚从日本人手中接管的天津炼钢厂做分析员。战乱后的中国百业凋敝,面对与理想严重脱节的现实,陈能宽黯然神伤。次年,他便携妻子赴美留学深造,仅用3年时间便先后拿到了耶鲁大学物理冶金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他与R.B.Pond教授合作发表的《金属晶体中滑移线传播的微观电影显示》被公认为是金属物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创举,得到了国际冶金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1955年秋,随着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协议,陈能宽夫妇排除美国政府的重重干扰和阻挠,带着仅八个月大的儿子毅然回国。美国的同事对陈能宽急于回国很不理解:“美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这么好,你非走不可吗?新中国那样贫穷!”陈能宽说:“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理由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像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正如鲁迅的诗句所说,我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啊。”

 

陈能宽与家人

 

不辞沉默 甘献年华逐紫烟

 

    回国后,陈能宽到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沉浸在“给自己做事的幸福”之中的陈能宽,却在1960年6月突然接到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通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1964年改为院),参加核武器研究。多年以后,陈能宽对李觉将军与钱三强、朱光亚等专家同他首次会面时的一席话仍记忆犹新。

   

    “陈能宽同志,调你到二机部九院,是想请你参加一项重要的国家机密工作,我们国家要研制一种‘新产品’,我们想让你负责爆轰物理工作……”

   

    “噢,是不是让我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你们是不是调错了人?我是搞金属物理的,我搞过单晶体,可从来没有搞过原子弹啊!”

   

    “调你来没有错。我们中国人谁也没有研制过原子弹。人家说我们几十年也休想把原子弹造出来,我们应当有志气。

   

    那时,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堪称白手起家。陈能宽受命担任一个重要研究室的主任,负责两项任务:设计爆轰波聚焦元件,测定特殊材料的状态方程。这两项任务都是核武器事业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他率领一帮不满30岁的年轻人,来到北京远郊古长城脚下一座炸药试验场(代号17号工地),在临时工号里开始了前期炸药成型工艺试验。陈能宽身先士卒,在熊熊燃烧的火堆旁,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帐篷里面一口铝锅,拿它把炸药熬化了,再做成满足实验条件的爆炸物”。就这样,他硬是用土办法浇铸出了上千枚实验炸药部件。一次次改变配方,一次次试爆,白天试验,夜间分析。1962年9月,经过两年以来几千次的试验, “内爆法”的关键技术环节获得验证,陈能宽和他率领的这批年轻人取得了化工技术、聚合爆轰设计、增压技术、材料状态方程及实验测试技术等多方面关键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

 

工作时的陈能宽

 

驷马奔腾 万里西行意气浓

 

    1962年初,陈能宽率队奔赴青海的金银滩草原。西部草原辽阔壮美,试验场里热火朝天,他难以抑制勃发的诗意,挥笔写道:“八百年前陆放翁,一生但愿九州同。华章夜读精神爽,万里西行意气浓。”[1]1963年夏,陈能宽又随张爱萍将军转战新疆罗布泊。苍茫戈壁滩,自然环境更为恶劣,孔雀河的“苦水”让他们饱受腹泻之苦,为不影响工作,他们又拼命以大蒜“解毒”。1964年2月,陈能宽被任命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当年6月6日,他进行了预定计划的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成功解决了核试验前一系列内爆物理学与相关材料与工程问题,为我国首次核试验铺平了道路。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强光闪耀,巨响轰鸣,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拔地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激动不已的陈能宽在现场即兴赋词一首:“东方巨响,大漠天苍朗。云似蘑菇腾地长,人伴春雷鼓掌。欢呼成果崔巍,称扬举国雄飞。纸虎而今去矣,神州日月增辉。

 

陈能宽(右)与万里(中)、朱光亚(左)在纪念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二十周年晚会上

 

神剑化酒 许身为国最难忘

 

    核武器研制,既是工程规模的物理研究,也是物理深度的工程开发。如何将核试验获得的科学成果转换为手中的武器,是艰苦历程中最鲜为人知的重要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陈能宽与王淦昌等人共同开展了新一代起爆方式“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的探索。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实验,陈能宽带领一大批工程师与电子学家,摸索出了一整套冷实验的物理思想、方法、技术途径及工作制度,对我国的武器定型做出了突出贡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核导弹从近程、中程一直到洲际,都采用这种方法来获取定型数据,既确保了沿线居民的绝对安全,又节约了大量的国家资金。

 

    上世纪80年代初,面对世界高技术的竞争与挑战,凭借敏锐的学术感知,陈能宽抓住了科技发展的脉搏,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的前期论证工作,并直接参加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纲要的论证起草。1986年7月,陈能宽被任命为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以花甲之年履新,他大力倡导在“两弹”研制工作中形成的技术民主,自力更生,协同创新的优良作风。在原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下,他以“多做少说、多做不说”的工作作风,将全国各优势单位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协同攻关,组织专家做了大量跟踪、调研、动态分析及评估等工作,为中国强激光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0年,陈能宽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由他领导进行的“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获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6年,他和邓稼先作为整个核武器研究集体的光荣代表,因在“原子弹突破与武器化”和“氢弹突破与武器化”两项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

 

陈能宽在查阅资料,1988年

 

    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他和朱光亚、周光召、于敏等23位科学家一起,从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手中接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谈到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意义时,陈能宽这样说:“我个人有幸和国家需要的这项工作联系在一起,虽然只是沧海一粟,但也聊以自慰。 [3]

 

    2016年5月27日12时,陈能宽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参考文献:

[1]吴明静,凌晏,逄锦桥.陈能宽院士:许身为国最难忘[N].中国科学报, 2014-08-29(10).

[2]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http://www.mod.gov.cn/reports/201409/yzd/2014-10/14/content_4543978.htm

[3]张玉台.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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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郑垚鑫